在上海同濟大學經管學院的辦公室裡，發展研究院院長任浩教授的書架上，整齊排列著關於產業經濟與園區發展的著作。這位深耕園區研究數十年的學者，向我們開啟了一場關於中國產業園區的深度對話。從1979年蛇口工業園的“破冰”，到如今遍佈全國的國家級經開區、高新區，中國產業園區用四十多年時間完成了從“三來一補”到“創新驅動”的蛻變，而在任浩教授眼中，這場進化遠未結束。在與我們的對話中，任浩教授以扎實的歷史資料與實踐案例，拆解了中國園區的發展邏輯，也指明了未來的破局方向。

個人介紹
任浩：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發展研究院院長。1982年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1997年獲復旦大學管理學博士。長期深耕組織理論與戰略、產業園區規劃等領域，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63計畫等項目近十項，完成張江示範區、蘇州工業園區、鹽城經開區等近百項園區規劃課題。出版《園區管理通論》《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藍皮書》等30餘部著作，發表論文130餘篇。兼任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聯盟執行主席等職，被譽為“園區研究第一人”“產業地產之父”。

        2010年的鹽城，1,000多公里的灘塗在海風裡閒置，當地政府捧著“風資源豐富”的帳本卻愁眉不展—想發展海上風電，可既沒產業基礎，也沒企業願意來。就在這時，任浩教授團隊帶著一份規劃方案找上門，提出“以市場換產業”的思路，竟讓鹽城成了全國重要的風電產業基地，吸引龍頭企業紮堆入駐，連帶著上下游零部件企業形成了完整供應鏈。這只是任浩教授參與的近百個園區規劃專案之一，而每個項目背後，都藏著中國產業園區反覆運算的密碼。

        提及中國園區的起點，多數人會將1984年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設立視為開端，但任浩教授卻推翻了這一普遍認知。從歷史事實來看，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開發區，是1979年1月31日中央批准建立的蛇口工業園，它比深圳特區還要早半年多。

        在計劃經濟主導的70年代，蛇口工業園的探索堪稱“顛覆性”。任浩教授舉例，當時幹部調動必須憑介紹信與檔案，缺一不可，但蛇口為了招攬人才，率先提出“沒有檔案我們建，沒有介紹信也能來”，這一舉措成為後來全國人事制度改革的“雛形”；更突破常規的是，蛇口實行幹部民選制度—管委會主任、副主任需每年向全體職工大會述職，由投票決定是否連任，這種市場化的幹部任用模式，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現在大家熟知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其實最早也是蛇口提出的。任浩教授強調，蛇口的意義不僅在於時間上的“領先”，更在於它用一系列改革舉措，為中國園區發展奠定了“市場化基因”。從按勞分配制度的探索，到吸引外資的嘗試，蛇口工業園完成了中國園區“從0到1”的突破，也為後來沿海城市開發區的大規模發展提供了可複製的經驗。

從“加工車間”到“創新引擎”
四十年五個階段的跨越

        梳理中國園區的發展脈絡，任浩教授將其劃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都烙印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初始探索階段（1979-1984年）：“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的破冰期，即原料從國外進口，加工在國內進行，成品再出口海外，中國園區扮演的是“全球加工車間”的角色。這一階段的核心是“對外開放試水”，國家給予園區外資准入、人員流動等政策支持。

        當時對入園企業有兩個硬要求：一是必須有外資比例，二是產品出口比例要達標。任浩教授解釋，這是因為當時民族工業基礎薄弱，既要通過加工參與全球分工，又要避免擠佔中國國內市場，原料進口、成品出口，只賺勞務稅，這是當時最穩妥的模式。

        試行擴張階段（1985-1991年）：則是園區從“點”到“線”的跨越。1984年，國家決定開放14個沿海城市，允許每個城市劃定區域建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簡稱：經開區）。上海因為沒參與早期特區建設，中央多給了2個名額，所以上海有閔行、漕河涇、虹橋3個國家級經開區，其他城市各1個。任浩教授介紹，這一階段園區不再侷限於簡單加工，開始引進有技術關聯的產業，數量也從最初的個位數增長到108個左右，為後續全國佈局打下基礎。

        高速發展階段（1992-2001年）：是中國園區的“黃金十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改革開放加速，園區發展進入“黃金期”。任浩教授回憶，這一時期園區不再只有經開區，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簡稱：高新區）、海關保稅區等新型園區陸續出現，區域上從東部向中西部延伸，產業上開始形成集聚效應，比如深圳高新區的電子資訊產業、蘇州工業園的先進製造業，都在這一階段崛起。

        整頓規範階段（2002-2006年）：則是對高速發展的“糾偏”。由於此前發展過快，產業園區出現了土地浪費、同質化競爭等問題。2002年起，國家開始整頓園區，暫停國家級園區審批，「6年時間全國只批了寧波高新區1家，目的就是控制規模、規範發展」。任浩教授表示，這次整頓讓園區從“重數量”轉向“重品質”，也為後續轉型升級埋下伏筆。

        轉型升級階段（2006年至今）：這一時期園區的功能定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過去考核園區看GDP、出口額、外資規模，現在更看重產業升級和創新能力。」任浩教授指出，這一階段的核心變化是功能定位的轉變：傳統產業要升級，比如機械產業向智慧化、數位化轉型；新興產業要培育，比如生物醫藥、人工智慧、新能源等，中國園區不再滿足於製造，而是要向創造轉型。

        四十多年的園區發展歷程，不僅是一部中國經濟的成長史，更沉澱出一套清晰的發展邏輯。在任浩教授看來，早期園區靠“政策紅利”和“規模擴張”就能快速發展，但隨著市場競爭加劇、要素約束趨緊，“野蠻生長”的時代早已過去—如今的園區發展，核心已從“建起來”轉向“運營好”，從“招企業”轉向“育生態”。

        「過去園區拼的是土地、稅收優惠，現在拼的是產業配套、服務能力和生態環境。」任浩教授坦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成功的園區從來不是“千園一面”的複製，而是基於自身稟賦的精準定位，能讓企業安心發展、員工安心生活的綜合生態。正是基於這些啟示，一套兼顧“生態構建”與“差異化定位”的實操方法論，逐漸成為新時代園區規劃的核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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