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准入協力廠商藥品物流解決方案難達成

2005年開始，中國有限度地試點“協力廠商藥品物流”，到2014年國家取消對協力廠商藥品物流的准入審批。在這過去的十年裡，協力廠商藥品物流仍舊在醫藥流通行業內打轉，即得到“協力廠商藥品物流”試點許可或經營許可的企業，首要條件是取得《藥品經營許可證》的藥品批發企業，事實上這個“協力廠商”只是藥品批發企業經營範圍在物流領域的延展，並沒有讓社會化的協力
廠商物流企業涉足；十年後的取消審批，看似藥品物流得以在社會化協力廠商物流業界放開，但一個GSP標準，實際那道門檻與障礙仍舊存在，因為在對受託方資源的考量中，受託的社會化協力廠商物流企業實際很難逾越GSP主體身份及質管體系這一關，即光有硬體條件是不夠的，而全面配置軟硬體條件，又違背了物流經營企業的成本與運營邏輯。

面對當下“兩票制”等一系列行業政策的強勢出臺，完全沿用醫藥流通行業自有封閉的物流系統，根本沒有能力重構國內藥品物流體系，勢必要考慮社會物流能力與資源的介入，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已經歷時十三年的“協力廠商藥品物流”並沒有形成對目前政策推行的有利物流支撐。應如何重新構架中國協力廠商藥品物流，使之為新政的推行，謀求更堅實的物流能力與資源配套，已迫在眉睫。

改稅制 補償機制未形成流通碎片仍存續

無論是“ 兩票制”還是“ 營改增”，其實質是壓縮藥品流通環節，設想在流通鏈條上杜絕“以醫療終端利益輸送為目的，通過價格高開、購票兌現等”造成的藥價虛高頑疾。然而，2016~2017年以來諸多政策來襲，均未涉及極為敏感的“改革後醫療從業群體的利益補償”問題，即從虛高藥價中提煉的非常規收益，對醫療從業人員較為普遍的利益輸送問題。這樣，“以藥養醫”實質沒有得
到終極解決。更有甚者，“兩票制”、“營改增”的嚴苛推行，在壓縮中小微藥品流通商生存空間的同時，由於沒有解決醫療從業者的利益補償，這一利益鏈的需求就依然存在，因此藥價虛高仍將暗流湧動，在利益取得方式改變的同時，利益取得成本也會同步加大。

另一個層面上，2010~2011年後，無論是介入醫療機構的後勤保障系統，還是從醫藥產品最後一公里及使用端資訊化、技術化的對接，許多大型藥品批發企業集團紛紛大規模投資SPD（院內物流），而其現實的投資收益則是極其微小的，但從他們仍趨之若騖的現象來看，顯然投資方更看中醫療終端對他們苦心經營供應通路的排他性默許，而這類不求短期收益的大規模投入，也是中小微企業無法企及的。然而，這除了排他性優化所謂主供應關係外，對改觀藥價虛高、促成醫療從業人員補償機制等問題，並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相反出於利益驅動，在之後的藥品集中招標採購領域出現的問題，就不足為奇了。

由於大型藥品批發企業集團，對醫療終端服務體系的深度切入，也造成了中小微企業在終端銷售環節上，只能與大型企業集團對接，造成利益輸送更為前置化和隱秘化。“兩票制”、“營改增”實施後，藥品生產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在藥品最後一公里的話語權更為低落；物流角度，在銷售地的庫存和訂單回應並由此帶來的成本壓力，就成為他們最為頭疼的運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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