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一樁震動全國的“山東疫苗大案”，真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成為“兩票制”等一系列國內有史以來最嚴苛最無奈行業政策相繼出臺的“藥引子”，這一系列政策已經開始深入影響整個國內醫藥和醫療行業，並已經也必然波及整個國民醫療健康體系。

     “兩票制”等新政後，整個藥品流通行業的庫存結構和運作方式也發生著不小的變化：

1. 國內大型藥品批發企業集團，原集中在主要銷售地的綜合性特大物流中心， 面臨著對應業態多樣化、批零庫存平衡被打破的窘態，總量激增，倉庫的物理需求明顯增漲。

2.  國內製藥企業，無法回避的通路壓縮，要麼依附於大型藥品批發企業集團，要麼自立銷售團隊，這樣勢必謀求貼近或接近銷售終端市場的庫存保有，業內協力廠商物流、自行銷售地設庫，還是合作開發銷地庫，他們正 在躊躇中。

3. 進口藥品，脫離了多元通路的銷售模式，意味著從口岸到銷地兩級庫存的協同性，由於物流物理規模普遍不大，合作性、委託方式的庫存管控成為最經濟的方式之一。

4.“兩票制”，對於中小微企業的確是釜底抽薪的政策取向，然而醫療補償機制的不到位、碎片化的非主流終端等的服務需求，成為這一群體依舊艱難存活的原因所在，而同樣對銷地庫存的渴望，與主營低利品種擔負物流 成本能力的低下，使這一群體也正在辛苦地搜尋貼近終端、成本合理、空間靈活的倉儲服務產品。

5.“兩票制”後，SPD（院內物流）等合作模式將進入區域升級版本，即迎合GPO形成共用化的醫療機構集中庫存，大型藥品批發企業集團是否有此能力或肚量，或者更要關注社會化的倉儲服務產品出現。

綜上所述，新政前後，藥品生產商、進口商、大中小微各級醫藥批發企業、各種醫療終端、線上線下的C端等等行業，對庫存、倉儲服務產品都出現了壓力與需求變化，為解決訂單快速回應、調撥運輸、城際轉運和城市配送三者物流成本的優化；廠、批、零與醫的庫存協同回應關係， VMI成為新政下藥品供應鏈各環節均宜不同程度採取的庫存及物流運作模式。而應對這一成熟模式在新政下產生的新型倉儲服務產品，將是“兩票制”系列新政下藥品物流倉儲業態的全新定義。

公共化，VMI模式回應多業態的解決方案

由於總體的碎片化特質，不僅存在於國內醫藥流通行業的各個環節，它所產生的業態也呈現出模式多、總量大、離散高的“庫存服務需求”碎片格局；同時，基於國內物流行業在資源、成本與價格上的碎片化特點，“兩票制”系列新政下的國內醫藥流通行業推行VMI，單體結構的“公共化”就成為唯一的倉儲服務產品選型設計思路。以2016年12月落成的國藥物流在上海的二期物流中心為例，其公共化適應多業態運營的特徵就非常明顯，我們尚無法考證，在“兩票制”新政推進的熱點時期，作為央企且全國銷售規模居首的“國藥”，推出的這座嶄新物流中心，是否具有VMI模式，但從公佈的資訊來看，至少“公共化”特徵再明顯不過，一是適應7種業態的物流運營，二是規模貯存與規模揀選，三是以國藥為例，旨在揭示“兩票制”系列新政推行下，以多業態需求和多元供應商形成的VMI模式倉儲服務產品，“公共化”特徵將成為未來國內醫藥流通物流節點倉庫的主流趨勢。當然，這一類型的倉儲服務產品將不僅侷限於大型定制化的物流中心，小規模流轉型醫藥倉庫，也會有同樣的趨勢，如：生廠商共建共用合作委託運管的成品醫藥倉儲中心、醫療機構以地區集採為區域範圍共同配建的醫藥產品配發中心（應對醫療機構的零庫存構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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